近期，我所在的法院审结了一起“宇特币”买卖案。原告洪某通过微信联系被告滕某，希望购买8000枚“宇特币”，并在微信中约定了履行方式及价格。后因被告滕某交付的“宇特币”不符合双方约定，且平台随后破产，原告洪某要求被告滕某返还货款。
法院认为，2017年9月4日，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通知》，明确发行代币（ICO）融资本质上是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融资行为，要求立即停止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，对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清算。通知还要求，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、“虚拟货币”的兑换，不得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、“虚拟货币”。原告、被告买卖代币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，应当认定无效。由于买卖过程中双方均有过错，判决被告滕某将部分价款退还原告洪某。
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，比特币、以太坊、马克币、磁币、暗黑币等各类虚拟货币相继出现，由此引发的纠纷也不断走进法院。
在此类案件审理中，首先应准确认定各类虚拟货币的本质属性。虚拟货币可分为网络游戏预付型、投资/理财型、货币型等形式，常见的网络游戏预付虚拟货币有腾讯的Q币、斗鱼的“鱼翅”等，文化部等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对此类虚拟货币进行监管。根据监管规定，网络游戏运营商可以依法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，但只能用于发行方运营的虚拟服务，不能用于支付、购买实物或换取其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，即使用范围封闭、使用目的受限。货币型虚拟货币典型如比特币、以太坊等，是基于域链技术的加密货币，之所以被称为货币型，是因为它的数量有限，并且采用密码学设计保证流通环节的安全，具备货币的能力。
投资/融资型完全由平台控制，数量可由平台自由发布，价格也可由交易平台控制，隐患巨大。投资者购买该类虚拟货币，发行方获得融资，如果发行方跑路，投资者将面临经济损失。一些交易平台还控制交易价格，趁机操作，将溢价形成的利润大部分占为己有，欺骗投资者，最终导致虚拟货币无市场，交易链条断裂，形成崩盘。这样就会形成一连串系统性金融风险，最终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。本案中的“宇特币”就属于此种类型。无论是投资/融资型虚拟货币，还是货币型虚拟货币，都已经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。后两种虚拟货币的发行、流通，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，涉嫌非法发行代币票、非法发行证券、非法集资、金融诈骗、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，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应当高度重视。
其次，要准确适用合同无效制度，积极发挥法律规范的引导、评价、预见作用。《合同法》实施以来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，出于鼓励交易的考虑，对合同无效制度始终采取谦虚态度，没有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。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，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，合同无效。《合同法司法解释（一）》规定：“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，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、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，不得以地方性法规、行政法规为依据。” 《合同法司法解释（二）》进一步规定：“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第（五）项规定的‘强制性规定’，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。”就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，确实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明确规定此类虚拟货币买卖行为无效，但法律规则的适用需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实时调整。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，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，无效。如果在个案中认定此类交易有效，就意味着在事实上肯定了此类交易的合法性，这不仅与党和中央的政策相悖，而且形成了累积性金融风险。如此一来，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出台的规定就被司法审判变相否定，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政策措施必然会失效。在（2017）最高民终529号案中，最高法院认为，保险公司的股权持股协议虽然仅违反部门规定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但该协议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，应当认定为无效。最高法院提出的思路对于本案情况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因此，法院在审理涉及该类虚拟货币的案件时，应当把握新时代金融监管的节奏，依据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，该类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。
